行行重行行，瞻望复瞻望。中国海外民族志走过二十余载，正在将“到海外去”的历史积淀转化为“迈入世界社会”的现实行动；区域国别学建设如火如荼，中国海外社会经验调查者的足迹不断拓展，共同体规模日臻扩大。高丙中教授曾在访谈中对有志于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青年学生说道：“恰恰因为它（海外民族志）是困难的，所以它是值得的。如果你真的去做，结果会证明是十分值得的……它的回报对你的成才和对学科的贡献是非常明确的。”【理论与方法】高丙中 谭萌｜从海外民族志到区域国别学的人才教育培训和学科建设

  2024年的大年初一是中国农历新年成为“世界年”的首个春节，一批青年学人仍在世界各隅开展田野调查，他们既是世界社会中春节景观的参与者、观察者和体悟者，也是在春节时空中构建世界社会的实践者、分享者和对话者。“世界社会”联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邀约海外田野工作者分享“世界年”期间的经验体悟。上辑，在东南亚和非洲的田野调查者们分享了有关回家与远行、出海与落脚的故事，本辑的作者们将分享他们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俄罗斯、哥根廷和哈萨克斯坦的田野见闻。在此，我们与读者共同感受“田野中的春节”的多元与交互，看时间的力量、选择的艺术、“不确定”中的希冀以及“随俗”中的你我他，并为因流动而彼此联结的人类社会送上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新年祝福。

  我是张雯馨，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自2023年9月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项目的资助，在马来西亚开始海外田野调查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研究议题是在田野调查中不断生成的，且议题的变化领着我进入新的社区与家庭。在前三个月跟随马来亚大学团队与本土NGO组织对不同州属的原住民村落探访与考察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在现场更触动我的不再是来此地之前自己想象中的与传统生态知识或与自然保护有关的议题，而是与原住民的日常生活、生计发展有关的，且是他们自己关心的、更具现实意义与冲突张力的问题。因此，我将关注点转向马来半岛原住民（Orang Asli）在重新安置政策与社区发展中的文化变迁与社会适应问题。

  2023年12月，我住进了位于吉隆坡城市边缘的Temuan（特姆安族）原住民的重新安置社区。接纳我的家庭里住着Mahat（71岁）、Rosezieka（35岁）和Carlissa（8岁）祖孙三代人。起初的一两周，来自语言的障碍、对社区环境和族群构成的复杂性的惶恐，都让我感到自己被远远地阻隔在当地生活之外，以至于我甚至没办法感受到房东和周围邻居们对我的态度，不仅时常担心自己住在这里是否合适，而且为田野的进展感到焦虑。但是，某天晚饭后与房东的聊天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和心情。那晚，我鼓起勇气问Rosezieka是否习惯我住在她家。她说其实她也担心我不习惯或不喜欢这里，所以这些天都有些小心翼翼。她和父亲都感到我一个人在这里做研究很不容易，所以他们也已经悄悄地在帮我联系他们都以为社区中能帮到我的人，希望在得到明确回复后就介绍我和更多人认识。我一下感到很羞愧，自己一直在为她对我的冷淡态度心有戚戚，但仔细想来我也没有尝试主动和她敞开心扉。后来，Rosezieka问我：“Wen，你离开马来西亚之后还会想起这个家里的人吗？”她说：“虽然我们之间现在还有一道边界，但时间会把客人变成家人。”那一刻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什么是“田野里的织线”，那便是被陌生的家庭一点一点试探着接纳的过程，中途我要离开社区回自己租的公寓暂住几天时Carlissa妹妹气呼呼又湿漉漉的眼睛，回来时看到他们不知何时为你重新布置了镜子和书桌的房间。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能始终带着好奇、敏感、谦逊和真诚，认真地等待，认真地与田野中的人事物相遇，慢慢探知彼此习性、熟悉彼此韵律、照顾彼此需求，勇敢坦然地走进未知。

  我是尹楷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计划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人类学研究。去年暑假，我曾参与印尼政府主办的“文化艺术奖学金”活动，在雅加达学习了两个多月的巴达维传统舞蹈。

  大年初三的午夜，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我提着随身行李忐忑地走出苏加诺—哈达机场。再次抵达印尼，我希望可以现场见证马上就要来临的“民主盛宴（pesta demokrasi）”——大年初五便是印尼五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这次选举将选出执政十年的印尼总统佐科的接班人，也将勾勒印尼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

  所有的投票都在初五的早上完成，下午便直接开始计票、唱票。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看到了不少印尼投票站的情况，其中有很多与我的预想完全不同的场景。我走过德波（Depok）市内不同社区的投票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个投票站的选民数量有三百人，而每个社区都有两个投票站。事实上，在德波乡村，每走几分钟便会看到一个新的投票站，它们多设置在一些公共区域，如寺前的空地、空闲的亭子等等。无论是上午的投票还是下午的唱票，除了庄严肃穆的仪式感，还穿插着轻松诙谐的氛围。好玩的事情接连发生：投票站负责人在让选民轮流投票时，错把一位大叔叫成了“夫人”，惹得全场大笑；当我把镜头对准协助投票的小伙子们时，他们兴奋地冲我摆出各种造型，仿佛发现并创造“意外之喜”成为他们在重复且机械的投票流程中获得参与感的重要方式。

  最有趣的当数下午的唱票环节。在德波乡村寺前的一个投票站里，唱票员拿着话筒，在选票被当众展示时大声地说：“这张票投给了——”，在场的观众、监督员便一起寻找票上的小孔，然后和唱票员一起大声地说出：“一号”“二号”或“三号”。唱票员接着喊道：“有效？（Sah？）”观众们便一齐大声附和：“有效！（Sah！）”唱票人见大家情绪高涨，还用谐音来搞怪。在说完有效（Sah）之后，接着说道“非常——（Luar Bia——）”，人们异口同声地接道“好！（Sa）”。之后，大伙儿才反应过来这里两个词同音，之后便又是满堂大笑。

  计票和唱票成了一种村庄中的集体活动，尤其是人们关注最多的总统大选，不仅是计票工作人员参与的政治活动，还是全民共同介入的集体生活。或许人们政见不同、投票不一，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共同参与的热情——调侃、幽默、对抗无聊，成为这场“重要的大选”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专业的博士生李嘉毓，2024年1月初，经历了重重困难，我终于开启了因为疫情耽误了三年的博士田野调查，同时参与中国农业大学坦桑尼亚“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在地组织与协调工作。这是我第二次来坦桑尼亚，同时也是第二次在非洲过春节。

  第一次在非洲过春节是在2015年。当时，我在肯尼亚的桑布鲁国家保护区（Samburu National Reserve）内的一处营地，参与Samburu Elephant Projects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调研。保护区内人烟罕至，更不必说中国人了，所以第一次在非洲过年的经历聊胜于无。我记得当时是在野外营地帐篷里，和其余两位中国伙伴、SEP肯尼亚团队员工，以及同样在开展野保田野调查的美国研究团队人员一起简单吃了一个“年夜饭”。当时，除了中国人以外的其余人员并不知道当晚是除夕。我为了应景，利用手边仅有的食材，做了西红柿炒蛋和炒土豆条（刀太钝无法切丝）两道中国菜，我们三位中国人给大家粗略地介绍了中国新年，这就是第一次在非洲过年的主要记忆。

  这次在非洲过年，情况不一样。我大部分时间待在位于坦桑尼亚中部的莫罗戈罗（Morogoro）省，该地区华人数量较少，相较于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以下简称“达市”），这里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春节气氛。根据坦桑当地华人的估算，目前坦桑尼亚约有6万～7万中国人，大部分生活在达市。在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时，我在达市待了三天，感受了一把当地的春节气氛。在与当地华人的交谈中得知，这个时间段回国人数激增。但同一时期，坦桑尼亚航空发布了重要的公告，通知在春节前后的一周内（2月8日—16日）停掉每周三次往返达累斯萨拉姆－广州的航班。据当地华人分析，原因是春节前后一周往返坦桑的中国人锐减所致。而留在当地过年的华人，和国内节奏保持一致，已确定进入了“备年货”阶段。在我去过的几家中国超市内，虽然“刘德华没有在营业”，但对联、灯笼、糖果、瓜子等“春节必备好物”已经摆上了货架，不少中国人在超市内采购年货。

  另一方面，在充满“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坦桑尼亚，这种欢度春节的氛围，似乎又只限于华人圈。据当地华人介绍，在华人圈以外，达市的生产生活与以往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当地警察会提醒中国人注意安全，因为有部分劫匪可能会在春节期间对中国人实施抢劫活动。在我所在的莫罗戈罗省，春节氛围几乎为零。在春节前三天（腊月二十八），我前往莫罗戈罗省政府，与项目合作方莫罗戈罗省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讨论今年的项目安排。与我对接的四位坦方官员，已与我们团队有10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且均在2017年在中国参加过中国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AIBO）所组织的为期三周的研讨班活动，其中有两位是中国农业大学校友，在农大接受了为期两年的研究生学习，并取得了硕士学位。即便如此，开会过程中讨论到项目经费问题，在我提出“当前是中国新年假期，经费预算无法及时到账”时，他们仍感到不解和困惑。

  春节期间，我的主线任务是在莫罗戈罗省（MorogoroRegion）基罗萨县（Kilosa District）鲁代瓦乡（Rudewa Ward）的佩雅佩雅村（Peapea Village)开展田野调查。2月初，阴雨不断的小雨季终于有了去意，位于南半球的坦桑尼亚逐渐进入了盛夏时节。根据往年情况，坦桑尼亚的小雨季通常在12月-1月结束。但今年气候反常，截至截稿日期，当地降水仍十分充沛，莫罗戈罗省部分地区甚至遭遇了小范围的洪涝灾害。如果说国内当前的关键词是“大雪”“寒冷”“春节”和“团聚”，那这里的关键词便是“暴雨““酷暑”“农忙”和“收获”。

  如前所述，由于降水的异常变化，本该在一月初就开始的玉米收获季，直至二月初才姗姗来迟。按照坦桑尼亚的农事习惯，农户一般会等到玉米在田里基本晾干之后才开始收获，所以虽然目前玉米已经完全成熟，但由于前期自然晾干，湿度过大，大多数农户仍在观望之中，期待雨季尽快过去，玉米得以在田内自然晾干。根据观察，佩雅佩雅村仅有少部分农户完成了玉米收获。而极端降水也对其他作物的播种与生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水稻播种为例：我的英语—斯瓦西里语翻译Mkamba先生是佩雅佩雅村的一名农户。春节当天，我们商量休息一天，约定第二天继续入户访谈。但第二天Mkamba先生却临时取消了计划，原因是他去稻田视察时发现，受持续强降水的影响，一个月前播种的水稻大部分未发芽，需要复播。根据入户访谈了解到的情况，面对天气的异常变化，大多数农户均对今年粮食收成表示担忧。回顾2015—2023年坦方撰写的项目年度报告，持续的干旱是近年来影响当地农户玉米产量的重要的因素。回忆起刚到田野时的第一周，我还为今年如此丰富的降水会为农户带来丰收感到高兴，目前看来显然是为时尚早。在坦桑农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雨养农业的不确定性在当下得到了十分清晰地呈现。在特别的时空中，农户对“收获”的期许或许与中国人对“团聚”的希冀不相上下。

  2024年1月2日下午我落地达市，当时达市的圣诞与新年气氛还没有完全褪去，多家本土超市和部分建筑物外观仍保留着圣诞装饰。在这个季节，达市街道两旁的火焰树（flame tree）开满了红花，火焰树的学名是凤凰木（Delonix regia或Royal Poinciana），但因为火焰树的花期在12月且花色为红色、叶子为绿色，自然地呈现出圣诞氛围，在坦桑尼亚当地往往被叫作“ 圣诞树（Christmas tree）”。在我调研的过程中，问及坦桑尼亚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时，无一例外地，当地人的回答都是“圣诞节”。

  我是徐睿迪，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自2023年10月份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为期一年的联培交换，研究兴趣是俄罗斯新工业化进程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度过春节，虽然在海外跨年远不如国内热闹，但仍然能捕捉到不少带有“年味儿”的元素，也算是特别难得且有趣的体验。

  岁末将至，芬兰湾旁的圣彼得堡也吹来了新春和风。春节前一周，圣彼得堡就洋溢起浓厚节日气氛。每逢春节期间，圣彼得堡的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等都会组织相关讲座、主题展览、音乐会、民俗体验等新春活动，当地的华人组织也会举办庆祝活动。按照往年惯例，为庆祝中国春节，位于市中心涅瓦河上的圣三一大桥年年都会亮起“中国红”，亮灯活动将从除夕夜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图1：坐落于圣彼得堡瓦西里岛北方电缆厂港口（Севкабель Порт）的艺术区，图为新春庙会上俄罗斯居民正在观看舞狮表演（笔者摄）

  除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每年官方组织的海外华人迎春活动外，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特别的是，当地民间组织也首次自发举办了庆祝活动。在瓦西里岛的临海港口旁边，有一处俄版“北京798”，利用旧工业生产厂房的“工业遗产”打造了极具创意的艺术区。2月5日至6日，这里举行了圣彼得堡首届新春庙会。首届新春庙会是由名为“拉面师傅”的面馆发出倡议并组织筹办的，这家中餐馆已在圣彼得堡经营五年有余，为当地居民提供正宗的兰州拉面。新春庙会不仅为海外留学的学子感受浓浓故乡情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俄罗斯人体验中国饮食与文化提供了难得契机。

  图2：位于艺术区新春庙会现场的祈福民俗摊位，图中俄罗斯居民正在体验中式祈福方式——求福签（笔者摄）

  这里既有舞龙舞狮、古琴表演和古典舞蹈等全天候演出，也有烤冷面、奶茶和麻辣烫等特色小吃，更有书法、彩绘、祈福和汉服体验等民俗摊位。新春庙会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几乎每个摊位都需要等待半个小时，难得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体验到了如此热闹的新年景象。此外，在新春庙会旁边的区域，正在举行领养宠物的公益活动，现场布置的“爱”“家”“寿”“富”等汉字书法增添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图3：位于艺术区新春庙会现场的书法民俗摊位，图中俄罗斯居民正在体验中国书法（笔者摄）

  图4：位于艺术区的流浪动物领养活动，活动现场也布置了书法汉字，并配上了俄文的释义说明（笔者摄）

  如果说新春庙会是场绚烂烟火，为熙攘人流提供了一场承载国风国韵国潮、可看可玩可听可感的视听味文化盛宴，那么在圣彼得堡还闪烁着无数带有浓郁“年味儿”的火花，烘托着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大年初一这天，我来到了俄罗斯邮局购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300周年校庆的纪念邮票，无意间发现邮局正在售卖的年历上都画着祥龙，并印着“2024－龙年”（Год дракона）、“龙-2024年的象征”（Дракон-символ года 2024）等，可见商品中的“含龙量”大量飙升。在春节期间，也可以在享有“文化艺术之都”美称的圣彼得堡捕捉许多“龙文化”元素。比如，在马雅科夫斯基公共图书馆，举行了介绍中国新年的免费公开讲座，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中文老师华映荷（Станьева Владислав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策划了中俄口语俱乐部，邀请了中俄两方学生互相介绍春节习俗。无论是新春庙会的人海和邮局中的年历，还是图书馆的讲座和学校的口语角，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抱有的浓厚兴趣和好奇心，在情感的交流、兴趣的互动、知识的传递等各方面感受了海外春节的“中国味”，也让田野中的春节也有了一番特别的体验。

  图5：位于圣彼得堡最著名的涅瓦大街的俄罗斯邮局，售卖着各式各样的龙年挂历（笔者摄）

  图6：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马雅科夫斯基图书馆，正进行有关中国新年的讲座活动（笔者摄）

  在除夕当天，我和朋友们一起体验了俄式美甲。虽然不在国内，但所谓过年“三件套”也要安排起来。新年恰逢本命年，于是特意挑了款亮红色。在赴俄访学前，早有耳闻俄式美甲很讲究建构美学。亲身体验后，果然名不虚传，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美甲师的一举一动都仿佛是在进行艺术品加工。俄罗斯人非常有爱美之心，无论穿着华丽抑或朴素，无论是小姑娘还是奶奶辈，我在各个场合都发现身边几乎所有女性都做了美甲。来俄四个月，我也终于在美甲方面“入乡随俗”了。

  图7：位于瓦西里岛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宿舍附近的美甲店，俄式美甲初体验（笔者摄）

  圣彼得堡有许多非常美味的中餐厅，其中大部分位于中国留学生较多的瓦西里岛上。除夕夜，我和朋友们来到岛上的四川味道中餐馆，在火锅、春晚与朋友们的陪伴下度过了海外田野中的春节。当春晚进入最后十秒跨年倒计时，中餐厅内的食客不约而同发出了热烈的欢呼与祝福声，让在餐馆工作的俄罗斯服务员脸上也露出了诧异但又惊喜的笑容。

  我是李畅，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的本科生，正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交换学习。我研究的主题是AI在德国高校的应用。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年，一个要自己创造年味的新年。

  哥廷根是一座历史悠远长久的大学城，如果不刻意寻找，很难在哥廷根感受到春节的氛围。正逢春节和考试周的交叠之际，作为大年初三要考试的本科交换生，此时我主要专注于期末复习，复习间隙自己放些春节歌曲营造过年氛围。在校园里，我看到同学们认真学习的模样；在内城，我听到西洋乐器创作出的悠扬旋律。春节仿佛只存在于我的心里，无法从外部环境感知。这与圣诞节期间哥廷根的过节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圣诞节期间，学校放假两周，内城的圣诞市场热闹非凡。

  “即使是在考试周也要过年呀！”我的一位中国交换生朋友激发了我主动寻找年味的念头。经过一番努力，我发现哥廷根的春节元素主要是通过当地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来。“东方超市(go Asia)”是当地最具中国特色的超市，那里的红灯笼、招财猫、中国店员和中国顾客呈现出春节元素，果然中国人多的地方就会有年味。在土耳其超市里，来自土耳其的售货员为我送来”Happy New Year!”的祝福；我的德国朋友也在社交软件上祝我“龙年大吉”，这些祝福驱散了在异乡过节的孤寂，并让我认识到，有着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关注中国年，他们和我之间产生的联系勾勒出了春节的模样。除夕，我和几位中国同学一起包饺子，一位西班牙女孩和一位墨西哥男孩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对包饺子的手法很感兴趣。我们畅谈春晚中的中国元素和明星八卦，谈笑间呈现出春节的另一道风景线。在海外，春节联欢晚会将人们和中国年联系在一起。

  这个独特的春节使我明白：在陌生的社会环境里，个体能够最终靠主动创造联系找到归属感。这不禁让我对我的研究主题有了新的感悟，人工智能为人类提供了联系世界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联系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可以驱散孤寂，带来温情。

  我叫乌日格木乐，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期间，曾围绕哈萨克斯坦博物馆中的民族叙事开展了为期1年的田野调查（2019—2020年）。2024年1月2日，时隔三年半，笔者再次来到阿拉木图，开展课题调研，计划停留2个月。这一次的项目主题与中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相关，因此更加关注“身份的流动”，也与这样的流动不期而遇。

  2024年1月下旬，有人辗转与笔者联系，请求替一位生活在新疆伊犁的78岁蒙古族老人寻找其失联60余年的姐姐。据描述，这位姐姐出生于1945年，在17岁时跟随其哈萨克族男友来到哈萨克斯坦后再无音讯，直到五六年前辗转获知了其丈夫的姓名及所在村庄，却来不及相认便因新冠肺炎疫情再度中断了联系。为满足这位老人的夙愿，更为了见证分离半个多世纪后的相认，笔者开始投入到这项“寻亲”工作当中。

  笔者根据线索提供的地址“萨热布拉克村”搜索，共有四个，但所幸都离阿拉木图不算太远（均在200公里内，如图1），于是笔者便由近及远开始了“寻亲之路”。

  几经周折，我们在地图上第三个所示位置找到了那座村庄（现已更名为“喀拉阿嘎什村”），又按照线索提供的其丈夫的姓名，不仅找到了住所，也寻到了仍健在的80岁“姐姐”本人。遗憾的是，这位老人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丧偶后，独自一人历尽艰辛抚养四个孩子长大成人，生活逐渐好转之时，其大儿子车祸后瘫痪在床，一年前大女儿因病去世……经历了60年来异国他乡的生活及种种变故，老人忘却了母语，改变了信仰，成为了“当地人”。

  找到老人的当天，借助笔者微信，两位失联62年的姐弟在视频通话中相认。他们用哈萨克语进行了简短问候，笔者听到78岁的弟弟嚎啕哭泣。通话结束后，阿姨说模糊记忆中15岁的弟弟已变成了皓首苍颜。令人唏嘘不已。

  2月9日（除夕）是阿姨大女儿逝世的一周年，按照当地传统，会举行纪念家宴活动。为进一步了解移居哈萨克斯坦生活半个多世纪的华侨生活，笔者于2月8日下午再次前往该村庄。当晚，老人拿出所有的老照片，一边看一边向笔者讲述半个多世纪来发生的故事。阿姨的四个孩子中唯一成家的小儿子和儿媳陪坐在一旁，为其即将小学毕业的女儿制作表演服。（图3）

  第二日清晨，笔者也加入老人家庭活动的准备当中，煮肉、做沙拉和糖果摆盘，等待客人们到来（图4-6）。

  待家宴结束后帮主人收拾完毕时已是下午5点，在国内亲友们围坐在一起欢度除夕之时，笔者启程返回阿拉木图。随着夜幕降临，万家灯火通明。虽不能与家人相聚，但能够让分离60余年的亲人再度相认，是这个春节最美好的事情了。

  在2020年和2024年除夕夜都有同一位福建人出现在笔者相识的蒙古族老乡家中。在俄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切换的环境中，他悠然地吃着清炖的熏马肠、牛肉和羊肉馅饺子。若不是那一口标志性的福建口音，很难相信他是南方人。

  这位大哥姓张，大家都称呼为“非凡大哥”，来到阿拉木图已有二十年，与同样旅居当地的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华侨华人共同经历风雨，情同手足，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关系圈。

  访谈中得知，非凡大哥出生在福建省建瓯市东油镇。这座只有百户家庭的小镇有20位老乡在国外经商。同样有着海外创业梦想的非凡大哥于1994年远赴兰州从事服装生意，后于2004年来到阿拉木图开始从事劳保生意。

  说起二十年前在阿拉木图的创业往事，非凡大哥眼中闪着亮光。他说那时揣着借来的几万块，开始在这片尚未完全开发的市场单打独斗。从只有20平米的集装箱发展到今天近千平米的库房，从一两件的零担发货到现在整车运输，从只能用手比划数字、用汉字标注俄语来售卖货物到现在有专业的当地税务系统，与在当地就读的孩子老师沟通无障碍……生活好起来的标志并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非凡大哥说，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治安令人不安，作为中国生意人，他也曾有过被抢劫、被恐吓，甚至躲在床底保安全的经历。而如今，公司已规范化，非凡大哥在哈萨克斯坦各地都有了相互信任的客户，还有一个本地的哈萨克族主动做了他的干儿子。

  作为南方人的非凡大哥，饮食结构已出现了很大的改变，早晨有了喝奶茶的习惯，熟练制作当地特色饮食——例如沙拉和马肉，也随来自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爱人喜欢新疆饮食，也从未忘记家乡福建的特色饮食。正是这样日常式多种文化的交错，令他的身份随之而不断流动。

  谈及未来计划，非凡大哥说会一直留在阿拉木图继续发展公司业务，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融入本地社会后能够更好地传承他的事业。

  访谈后，非凡大哥邀请笔者前往当地最火爆的“重庆火锅”参加他们家庭的春节团拜（图6）。在新年敬辞中，他一一介绍了在场那些每个都超过二十年的老朋友们（图7），他们都是深深地扎根在当地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

  在聚会上，有位来阿拉木图已三十余年的华侨感叹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生就过去了！”这不禁令笔者想到了流动的中哈跨境河流——伊犁河，我国唯一一条由东向西流淌的河流。伊犁河承载着沧桑巨变的千年历史，孕育了天山脚下一代又一代的各族人民，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繁荣发展……笔者关于中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应该有更多流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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